杂感两则 鲁迅与世界文学

Pub Date: 01/01/2007   Pub: ZB              Page: 3
Headline: 杂感两则 鲁迅与世界文学
By: 李欧梵（美籍华人教授、作家）
Page Heading: 早报现在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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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伊思（右图）的以故乡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出版于
1914年，《尤利西斯》出版于1922年，正与鲁迅的《呐喊》出版日期
相差不多。』
『卡夫卡写《变形记》时还不到30岁，早已把回忆「变形」为梦魇，
连故事的主人翁也成了一条虫。』
陈瑞献作品《鲁迅像》
  

　　①
　　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
　　鲁迅如是说，说得一点也不错。
　　2006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我们几乎忘却了纪念，纪念——
特别在香港——也忘却了我们。不错，座谈会和学术会议照开，但真
正纪念鲁迅的意义又何在？据闻在中国大陆，年轻一代的学生已经不
看鲁迅了，或者早已看厌了，而“张爱玲热”却方兴未艾，当然也情
有可原。在张爱玲的热潮中纪念鲁迅又有何意义？

鲁迅今后应该属于
每一个热爱文学的人

　　早在10多年前（1991），在日本召开的一次纪念鲁迅诞生110周
年的学术会议上，我公开说：鲁迅今后应该属于世界每一个热爱文学
——特别是现代文学——的人，而不应再有所谓“鲁迅专家”，连“
鲁学”也早该解散了。我个人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鲁迅专家”，现
在当然更要身体力行，把鲁迅放在更个人也更广泛的意义范畴中去思
考：他的作品在廿世纪世界文学的领域中有何意义？（我从来不谈“
地位”，因为那又是“排行榜”式的课题。）
　　于是我突然想到：鲁迅几乎是和两位欧洲现代文学的主将——乔
伊思（James Joyce, 1882-1941）和卡夫卡（1883-1924）同年，当
然应该是同辈。乔伊思的以故乡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
Dubliners）出版于1914年，《尤利西斯》（Ulysses）出版于1922年
，正与鲁迅的《呐喊》出版日期相差不多；而卡夫卡的《变形记》（
The Metamorphosis）写于1912年，出版于1915年；他的第一本小说
集《乡村医生》——也就是半个多世纪后台湾的《现代文学》第一期
“卡夫卡”专号中欧阳子翻译的那一篇小说——出版于1916年，恰是
中国五四运动“文学革命”的前夕。而在1917年卡夫卡又写了一篇怪
小说，名叫《中国的长城》，可惜《新青年》诸君没有看到，而懂德
文也关心东欧文学的鲁迅，似乎也没有接触到卡夫卡，更遑论乔伊思
。

鲁迅当年的孤独感

　　正因为没有“影响的焦虑”，才可以有比较的空间。至少这三位
作家，都受到不同形态的“现代性”（modernity）的“压迫”，每
人反应的方式也不同，但至少有一样相通之处：他们当时都很寂寞，
而且都自觉是孤独的，当然将“孤独感”表现出来的文学形式大不相
同。
　　鲁迅当年的孤独感，早在《呐喊自序》——这篇早已读烂的名文
——的第一段就说得很清楚，现在不妨再抄一次，提醒部分尚未读过
的读者：
　　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
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也不免使人寂寞，使
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
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为什么在那个新思潮澎湃、摇旗呐喊的时代要开宗明义地讲寂寞
和回忆？一般“鲁学”家又要大谈什么“革命退潮”了，其实我认为
回忆和忘却是现代文学共通的主题。《都柏林人》何尝不是一种回忆
故乡童年的作品？它所承袭的是另一部个人回忆的大幅巨著——《追
忆似水年华》，为什么普鲁斯特在家道小康之时写出那么长的回忆小
说？而中国唯一的一部巨幅回忆小说，却是18世纪的《红楼梦》？剩
下值得追忆的只有鲁迅的那几篇小说了。

“偏苦于不能全忘却”的回忆

　　“回忆”之与“现代性”挂上钩，正因为是“现代性”时间观念
的转变，有了“现今”的迫切感，才会回忆过去。“这种回忆”是一
种时间的吊诡或悖论，我在张爱玲的部分作品中也体会得到。但当年
的“五四”新文人，除了少数（如郁达夫）之外，哪有时间回忆？似
乎（甚至鲁迅自己也觉得）回忆过去是上了年纪以后的事。然而乔伊
思在30岁时就开始回忆了，比鲁迅还早，而卡夫卡写《变形记》时还
不到30岁，早已把回忆“变形”为梦魇，连故事的主人翁也成了一条
虫，他童年时父亲的印象仿佛更深沉了。鲁迅写《狂人日记》时是37
岁，写《呐喊自序》时41岁，自觉已是中年人，不可能写出像乔伊思
另一部自传体小说——《一个年轻艺术家的画像》（1916年出版）。
然而最吊诡的是：在那个“少年中国”的时代，也只有像鲁迅这样“
未老先衰”的中年人才想到回忆、才感到寂寞，才由此开创出一系列
以回忆为主题的小说来，也以此回应“现代性”。刚才引用的这段自
白中最可琢磨的一句就是：“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
”——精神的丝缕是什么？灵魂的“断片”？它又如何“牵”着时光
？而“时光”又如何变得“寂寞”起来？
　　这其实是一种散文诗式的句子，涵有意象和哲理，更把“时光”
变成文字，因为也只有文字才可以把寂寞的时光牵着走。然而这个时
光是“已逝”的——既然已逝，如何“牵”法？这又成了文学形式和
敘事方式，我不禁想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的“不自愿
的回忆”（involuntary memory）来，它不是个人有意识“记得”的
回忆，而更像梦魇一样，让“回忆者”愈陷愈深；就鲁迅而言，愈深
也愈痛苦。但他又“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个“忘却”当然和回忆
有关，“不能全忘却”正是“不自愿的回忆”的一种表现。无独有偶
，班雅明在1930年代也写过好几篇回忆的散文，后来集成一本小书，
名叫《一个柏林的童年》（A Berlin Childhood）。
　　也许我故意咬文嚼字。但为什么这么多“鲁学”家在纪念鲁迅的
时候却忘却了他的回忆？难道“纪念”就是为了忘却？鲁迅纪念刘和
珍，是出自“苦于不能全忘却”的心情，但是现在我们纪念鲁迅，除
了重弹老调——譬如说他的思想如何深刻，如何无情剖析中国人性—
—之外，是否真的用这种方法就把他忘了？！如果确系如此，还不如
不纪念，或让纪念忘却我们算了，因为这种纪念法，可能会令鲁迅在
天之灵更感到孤独。

　　②
　　鲁迅一生的作品中，有一半以上是翻译外国的作品，然而这反而
是多年来“鲁学”的盲点。原因之一当然是他“硬译”的文字问题，
但我想也和后代人的“世界观”有关系：我们反而没有像鲁迅那一代
人一样关心世界，拼命译介外国文学。当世界在“现代性”推动之下
，逐渐走向“全球化”的时候，中国人反而更闭关自守，或自鸣得意
，甚至“天朝”或“中心”的心态依然猖狂，民族主义令得集体浮躁
，全民失忆，当然也不像鲁迅一样那么关心外国文学了。

或许他的魂灵早已在天堂
与卡夫卡、乔伊思相遇

　　鲁迅关心的不只是俄国和东欧“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他也熟悉
波特莱尔和阿波里纳尔（G. Apolliaire）；他虽推崇高尔基，但更
想译介果戈里（N. Gogol）；他不只研究写实的版画，也喜欢毕卡索
和毕亚滋莱；不但译了普列汉诺夫，也引用过（或经由厨川白村的著
作）佛洛依德。我不敢说他走偏了路——“事后诸葛亮”，谁也说不
准——但我确信他花了不少功夫在扩展他的思想和艺术领域。我们知
道他读过杜斯妥也夫斯基，如果他接触到卡夫卡的小说，说不定也会
喜欢的，至少卡夫卡的寓言式短篇和鲁迅的随感录及《野草》有几分
相似之处。我认为这两位作家的心灵是相通的，因为两人境遇相似：
都想以文字来建立自己的园地，也把难于忘却的回忆中的千丝万缕的
意象断片以文字牵引了出来，只不过两人牵得都不够，就英年早逝了
。
　　“鲁迅与世界文学”是一个大题目，我选择这个题目来作文章（
或者将来会写一本小书），并非妄自尊大，而是觉得这是纪念他唯一
可做的事。也许，他的魂灵在天堂早已和卡夫卡和乔伊思相遇，在酒
楼上共饮一杯啤酒或黄酒，鲁迅在日本学来德文，至少也可以和卡夫
卡的布拉格德文交流吧。至于乔伊思，如果没人听懂他说的爱尔兰腔
的英文，他还可以找他的同胞叶慈（W.B. Yeats），当然还有在瑞士
苏黎世碰过头的列宁，甚至还可以介绍他和鲁迅相识。但最好把史大
林摈斥在天堂之外，因为萧斯塔科维契（D. Shostakovich，今年是
他的百年诞辰）早已受够了。
　　如果鲁迅不死于1936年，他的境遇是否又会和老萧相似？那当然
另当别论，但似乎还没有人想过。